一、中国城镇化的总体趋势：高速发展，前景广阔

2011年，历经十年的快速发展后，中国的城镇化率达到了51.27%。在趋势性因素及经济战略的双重作用下，中国的城镇化未来仍将保持较高的发展速度。预计到2030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达到65%-70%的水平。
未来，中国将呈现大城市的城市质量提升、城中村改造、城市郊区农村的城镇化和广大农村地区就地城镇化，这样一个全面城镇化的局面。
二、中国城镇化发展的三大挑战
挑战一：城镇化质量不高，大城市病严重：户籍城镇化率不到35%，半城市化、伪城市化；城市新区大规模建设，或摊大饼式无序扩张，或产业园区规划偏重产业导致产城互动不足，产城融合不佳，对城市化有效推动力不足。
挑战二：区域城市化发展不平衡：东中西城镇化发展很不平衡，呈现明显的东高西低的特征，三个相对成熟的城市群都在东部地区，中西部城市发育明显不足。
挑战三：广大农村城镇化道路迷茫：中国的城镇化就像一个扁担挑两端，一边是既有的城市地区的城市发展问题，另一边则是农村地区的城镇化问题。广大农村地区的城镇化道路怎么走？城镇化就是要消灭村庄吗？未来的中国村庄将向何处去？农民的出路又在哪里？
三、中国城市化创新发展典范——解读河南新型城镇化战略模式
河南通过以郑东新区为带动的郑州市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建设，进而实现在全省范围内的区域性城市群带动省域经济总体性崛起，其区域中心城市带动战略与新型城镇化战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值得其他区域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城市学习借鉴。
1、郑东新区的战略发展模式
郑东新区开启了城镇化建设开发的新路径。总体战略是通过以郑东新区为带动的郑州市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建设，进而实现在全省范围内的构建区域性城市群，带动省域经济总体性崛起。
郑东新区一改过去摊大饼的传统模式和单是以产业为主的开发建设模式，而是立足于城市发展的需要，依托于中心城区，以组团式开发建设模式，市化运作机制，跳出旧城建新城，带动旧城有机更新改造，实现新旧城互动发展、产城互动、产城融合。
2、河南新型城镇化的战略发展模式
新型城镇化就是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县域城镇的承载承接作用和新型农村社区的战略基点作用，带动产业集聚和人口集聚，实现土地集约利用、农业规模经营、农民多元就业，从而加快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转变，引领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调整，实现“城镇化、工业化及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
新型城镇化的四大特征：一、“人口转移型”与“结构转换型”相结合；二、以新型农村社区为基点，以中心城市为带动，城乡互动、一体发展；三、不以牺牲农业和环境为代价的、集聚集约及内涵式发展；四、产城融合，产城互动
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的核心是树立“一个主体、两个载体”的统筹发展理念、坚守六项原则，完成“四个合理体系”的功能任务、最终实现“四个城市化”的目标。
Ø  一个主体：就是促进中心城市现代化，使其成为统筹城乡、以城带乡的主体。
Ø  两个载体：一是产业集聚区和农民创业园，二是把包括新型农村社区在内的各类新型社区。
Ø  六项原则：一、确保耕地不减少、质量不降低、粮食不减产；二、从根本上维护农民权益；三、坚持群众自愿，组织引导群众，不强迫群众；四、坚持以政府为主导，以群众为主体，政府提供基础设施，引导农民在社区建房；五、坚持“三化”协调发展；六、以人为核心。
Ø  四个合理：合理的城镇体系、合理的产业布局、合理的人口分布、合理的就业结构。
Ø  四个城市化目标：即最终实现农民居住环境城市化、公共服务城市化、就业结构城市化和消费方式城市化，促进农民就地就近的城镇化转换。
四、利海战略思考
1、  城镇化趋势不可阻挡，利海的战略方向与社会发展方向高度一致，前景广阔。
2、  新型城镇化的理念及模式可融入到我司绿色城市运营价值体系之中；本文中“新型城镇化的四个合理体系”，可供我司项目在产业规划及区域发展规划时参考。
3、  城镇化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新型城镇化是良性发展的必然选择。我司倡导的“产业驱动型立体复合新城镇”是新型城镇化的利海模式，在理念及模式上具有领先性，项目运作发展中，须以此为理念、为目标，为模式。

既有的全球现代化国家发展经验表明，没有充分的城镇化和工业化，就不会有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城镇化之路已经成为并将继续成为中国国家变革的确定性变革方向。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已达51.27%，未来仍将高速发展。在确定性的变革方向与发展趋势下，无论是大城市的治理、中小城市的营造、小城镇的规划，还是中国传统乡村的存废，都充满了挑战和不确定性。
河南以郑东新区为引领的区域中心城市建设，区域城市群打造战略，以及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的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新型农业现代化“三化”协调发展之路，开启了城镇化的新路径、新模式，具有开创性、示范性和启发性。
 
一、      中国城镇化的总体趋势
1、  中国城镇化高速发展，前景广阔
2011年，历经十年的快速发展后，中国的城镇化率达到了51.27%（过去十年年均提高1.3到1.4个百分点）。从全球的城镇化发展规律而言，当一个国家的城镇化率超过30%以后，将会进入到加速城镇化的过程，直到70%甚至80%左右，中国目前仍处在城镇化加速发展的阶段。

当前，城镇化业已成为很多官员和学者口中出现频率非常高的一个词。李克强总理等国家领导人，曾多次提到：城镇化是中国最大的内需潜力之所在。在当下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战略背景下，城镇化或将成为未来中国十年乃至更长时间内的核心的国家战略被提出和实践。可以预见的是：中国政府将会出台专门的战略安排，推进中国的城镇化快速发展，为中国持续的经济增长提供动力。
尽管我们已经经历了一个快速的城镇化十年，但在趋势性因素及经济战略的双重作用下，可以预期，中国的城镇化未来仍将保持较高的发展速度。预计到2030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达到65%-70%的水平。
2、  全面城镇化的未来格局
在这场全球史无前例的中国城镇化变革中，出现了全球最大规模的建筑工地、全球最大规模的农民工和全球最大规模的流动人口并存的局面。
这还不是中国城镇化发展现实的全部。如果说过去十年的中国城镇化更多体现为农村人口转移到大城市和区域性中心城市，从而实现了统计数据上的城镇化率大幅提升的话，那么，在接下来的过程中，中国的城镇化发展将开始直接牵涉到农村地区就地城镇化问题，从而使得中国城镇化格局呈现大城市的城市质量提升、城中村改造、城市郊区农村的城镇化和广大农村地区就地城镇化，这样一个全面城镇化的局面。
 
二、      中国城镇化的三大挑战
1、城市化质量不高，大城市病严重
半城镇化，伪城镇化
虽然过去十年中国经历了一个快速的城镇化阶段，但无论是户籍角度来看，还是从城市对于居住居民的公共服务的提供角度，都难称是高质量的城镇化。
更符合中国真实城镇化率的户籍城镇化率不到35%，这意味着51.27%的城镇化率统计中，有大概1.59亿的人还没有从根本上融入到自己所生活的城市，尽管这些人中间有的已经长期定居在其所居住的城市，并购房、纳税。更有超过7000万的流动人口，游荡在城乡之间和不同城市之间。以至于，很多研究者公开批评这样的城镇化是“半城镇化”和“伪城镇化”。

面对越来越多的大城市病，大中城市的治理问题越发突出，出路何在？而对此类问题的解决，将不仅是针对环境、交通、能源的技术变革，势必还需要对包括户籍、公共服务均等有关体制机制进行改革，而这背后也将会牵涉到深层次的财税体制改革。
目前，旧城改造和保障房建设是促进城市化，优化城市化的重要举措。通旧城改造改善城市旧区的整体环境，提升区域价值；通过保障房建设，降低城镇化的门槛，改善人居环境。保障房建设除了抑制房价外，可让更多农民工进城后有房子住。保障性安居工程中的50%是棚户区改造，就是为了避免出现城市二元结构。
城市新区大规模建设，无序扩张，对城市化有效推动力不足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我国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但是在城市发展中，随着工业化发展，当时有两个现象比较突出：一个是摊大饼似的城市扩张，就是城市向周边无序地延伸，从而牵着政府的规划建设被动跟进，重复建设、低水平建设、资源浪费的现象比较严重；二是开发区热，受老城区的空间限制，好多地方为了满足招商引资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在城市周边布局各种层级的开发区。而这些开发区，多是以布局产业为主，进行产业的集聚，而在产城融合上显然考虑不足。很多开发区因为当时的规划主要是以产业集聚为导向，导致区内人居环境很差，如进行重新调整规划，不仅成本很高，且腾挪的空间也非常有限。
另外，在很多的新区建设规划中，普遍提出“三年出形象、五年大变样，十年大跨越”的发展目标，这一方面突显了地方政府急于求成的心态，另一方面往往因没有系统、可行的产业发展规划作支撑，此目标也仅能停留在口号层面。
今天，在中国的城镇化发展中，城市新城区的建设已经成为多数城市的选择，尤其是省会城市以下，甚至到三四线城市以及一些县城，都在规划建设自己的城市新区。但，很多的三四线城市以及个别的县城而言，其在进行新城区建设规划的时候，当地的城镇化水平和产业集聚并没有很突出的表现。
在郑东新区等成功范例的带动下，通过新区开发建设打造一大批区域性中心城市，并通过区域中心城市带动战略，推动区域经济的崛起，正在成为中国新的城镇化阶段区域经济和城市发展的重要的战略选择。
可以预见的是，在接下来的中国城镇化发展中，除了已经批复的天津滨海新区、重庆两江新区、陕西西咸新区、甘肃兰州新区、广州南沙新区、福建平潭新区等，还会有一大批城市新区得到国务院的批复，通过新旧城互动发展提升区域中心城市辐射和带动所在经济区的发展模式或将在更多地区推广。
争议的地标建筑
回顾最近几年针对中国城镇化的讨论，最热闹的争论当属对城市建筑的争论，而其中更热闹的则是对地标建筑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则集中在两点：1、标新立异甚至是奇形怪状；2、不断刷新的建筑高度。
这已经不仅仅是针对一座建筑的争议和辩论，伴随本轮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过程，中国城市化也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过程，中国的城市本身也正在经历快速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几乎每个城市都在经历一场包括城市建筑在内的全方位城市构成元素的重塑。只不过，建筑作为城市最直观的表达符号之一，因其显而易见的特征和对城市视觉层面的塑造，于是成为最先被人审视的对象之一，也变成最富争论性的对象。地标建筑争论的背后，从更深层意义上分析，说明直到目前，我们对于应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如何建设一个理想城市，并没有达成广泛的共识。
 
2、区域城市化发展不平衡
我国截至目前区域经济发展的现实是，东中西城镇化发展很不平衡，呈现明显的东高西低的特征，三个相对成熟的城市群都在东部地区，中西部城市发育明显不足。这导致了人口大规模的流动、资源大跨度调运，极大增加了经济社会成本。
在中国未来的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布局中，在气候环境、地理环境、水资源等不利的情况下，西部地区的城镇化道路应该怎么走？中国城镇布局在东西部之间将呈现一个怎样的均衡或不均衡局面？以尽可能避免目前我们看到的大规模的能源资源的跨地区的转移工程的出现。
而这个问题的背后，则是学界一直存在的对历史地理学者胡焕庸提出的“胡焕庸线”的争议。这条线北起黑龙江的黑河，南至云南的腾冲的斜线，线东南方36%的国土居住着96%的人口，学界一度断定这条线的东南方是最适合人居住，这条线的西北部是不适合发展大城市的。
在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张占斌看来，城镇化布局既要遵循经济规律，也要考虑国家安全，“以后设置城市群和城市都要考虑国家安全和战略问题，不能说这个地方适合居住就大力发展，那个地方稍不适合居住就一点不发展，应该有区域统筹协调的思想。”以后中西部地区的县城和重要的边境口岸也可以逐步发展成为中小城市。
 
3、广大农村城镇化道路迷茫
中国的城镇化就像一个扁担挑两端，一边是既有的城市地区的城市发展问题，另一边则是农村地区的城镇化问题。广大农村地区的城镇化道路怎么走？城镇化就是要消灭村庄吗？未来的中国村庄将向何处去？农民的出路又在哪里？
快速消失的村落文明
有关部门的官方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的自然村十年前有360万个，现在则只剩270万个，一天时间消失的自然村大概有80个到100个。单纯从这些统计数据无法具体了解这些村庄消失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但考虑过去十年同样是中国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十年的背景，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村庄消失与城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
目前在全国很多地方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村社区化改造活动，将农村地区进行集中连片开发。在很多地方推动农村地区城镇化发展的官员看来，对村庄进行整治，通过农村社区化规划建设，复耕村庄的土地，可以节约更多土地，也可以提高农村人的生活水平。
而且，考虑到今后的城镇化在空间分布上，将会更广泛的牵涉到远离中心城市的农村地区，并且不仅仅是人口从农村迁到城市，而是伴随着农村的社区化居住这样的农村地区就地城镇化模式发生的，村庄的消失还将成为常态，而且，速度可能更快。
很多学者对村落的消失表达惋惜，并非简单因为大家对村落有感情，而是，很多中国的村庄是作为中国传统文明的载体存在的，消灭村庄的同时，是在消失传统文化和文明的记忆。“村庄存废问题，不是简单的土地问题，更是文化和文明的问题”。
中国文联副主席、国务院参事冯骥才说，很多传统村落就是一本厚厚的古书，只是很多还来不及翻阅，就已经消亡了，“我国的物质文化遗产最大的是长城，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大的就是村落。”
但在冯骥才看来，很多传统村落是比较好的历史建筑，村落的选址、格局有自己的特色和历史，有的有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列入了国家非遗名录，而且，保护当地传统村落和提高当地老百姓的生活质量之间并不矛盾。
在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张占斌看来，城镇化不是消灭乡村文明，世界上除了极少数国家没有农村，大多数还是保存了一定数量的农村，哪怕是中国到城镇化峰值的时候，肯定还有几亿农民在农村。
这就涉及到新农村建设怎么的问题。“从中国目前与将来来讲，都不能把农村消灭掉。”张占斌说，“通过村庄整治、土地整理引导农民向城镇、中心村适度集中是一种探索，但在探索中要避免出现农民被动上楼、耕地占优补劣等现象”。
在中国的城镇化过程中，尤其是有些地区提出了全域城镇化概念的背景下，怎么处理好城乡关系，处理好村庄的存废的问题，正变得越发迫切。
逆城市化的不确定性
参考国外城市化发展过程，在城市化发展一定阶段时，源于城市病的逼迫，以及人们内心对自然、田园的淳朴追求，会产生人口向乡村流动的逆城市化趋势。中国的逆城市化将会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完成呢？
围绕乡村的改造，地方官员们最热衷的口号之一就是，“用建设城市的思路来建设乡村，用发展工业的思路来发展乡村”。在这样的口号和逻辑之下，让一个个乡村消失，让一片片土地变成城市，城市化也成了一种运动，在运动中并伴随着对人和权利的践踏，暴力、冲突、流血每天都在发生。
相关链接：城市和乡村零距离的芬兰
芬兰是全球人口密度最小的国家之一，在北部一些地区甚至每平方公里不足2人，而且，国土范围内多丘陵但无大山脉，再加上森林的覆盖和湖泊的分布，水资源和风光资源都使人们有足够的自然空间可以选择分散居住于乡间，这也意味着芬兰的居住模式并非是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可以模仿的。
芬兰经历了一个快速的城市化的过程：1900年，芬兰的城镇居民仅占总人口比的7.5%，20世纪50年代，对很多芬兰人而言，在乡间拥有一个自己的别墅和一块种土豆的小田地，还是其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从这以后50多年里，才开始大规模地往城镇转移。
不过，今天似乎已经没有必要再去统计芬兰的城市化率到底是多少了，因为，想明确地区分一个人是一个农村人还是城里人，一个家庭是一个城市家庭还是一个农村家庭，并不容易——在500多万人口的芬兰，远离城市而建的夏季别墅或说乡村别墅已经达到47万之多，而且，这一数字还在增加——在乡间修建一所自己的别墅并配上一间自然的桑拿屋，已经成为很多人的选择，无论是在城市工作的芬兰人而言，还是对已经退休的芬兰人而言，越来越多人认为这是其最重要的居住方式，而那些分布于乡间的别墅，也越来越多地被很多人认为是其真正的家。
对城市保持了不到一个世纪向往的芬兰人，已经开始了重归自然和乡村之路。
芬兰这个国家的文化基因中对自然、乡村的情感却和有着漫长农耕文明时期的中国文化有着相似之处的。芬兰城市化历程表明：城市和乡村或许只是影响和体味生活的两个方面，并非谁从一开就代表了先进或落后，城市和乡村的距离或许并没有那么遥远，更没有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
 
三、      中国城市化创新发展典范——解读河南新型城镇化战略模式
中国城市化既有着高速发展的确定性发展方向，也有着因诸多挑战而导致的各种不确定性。
地处中国中部地区的河南，是传统的农业生产区，工业化、城市化水平低。在郑东新区的带动下，无论是郑州市还是河南省，过去10年都是其发展历史上快速发展的十年，增长速度明显高于我国过去十年的平均增长速度，实现了区域和城市的相对值和绝对值的双重崛起。
河南通过以郑东新区为带动的郑州市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建设，进而实现在全省范围内的区域性城市群带动省域经济总体性崛起，其区域中心城市带动战略与新型城镇化战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值得其他区域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城市学习借鉴。
1、 郑东新区的区域中心城市战略模式
郑东新区开启了城镇化建设开发的新路径。郑东新区的开发建设在中西部地区，具有开创性、示范性和启发性。
郑东新区的建设背景
本世纪初，郑州市委市政府根据郑州市的社会发展的进程，设想以郑州老机场搬迁为契机建设一个新区，受到了时任省长李克强同志的大力支持，并明确提出要用国际化的视野来推进郑州国家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高起点规划建设郑东新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郑州市委市政府通过全球招标运作，确立了郑东新区建设的规划。其后，对这个规划的实施，应该说这十年间历届郑州市委市政府坚持了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郑东新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到目前为止，已经发展成为占有75平方公里，80万人口的现代化新城。同时成为了一个展示河南形象窗口和中原经济区最具活力的经济板块。
郑东新区的发展概况
本世纪初，郑州市委市政府根据郑州市的社会发展的进程，设想以郑州老机场搬迁为契机建设一个新区，受到了时任省长李克强同志的大力支持，并明确提出要用国际化的视野来推进郑州国家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高起点规划建设郑东新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郑州市委市政府通过全球招标运作，确立了郑东新区建设的规划。郑东新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到目前为止，已经发展成为占有75平方公里，80万人口的现代化新城。同时成为了一个展示河南形象窗口和中原经济区最具活力的经济板块。
郑东新区的开发建设，开创了郑州市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在建设国家区域性中心城市当中，起到了支撑作用。这十年间，郑东新区累计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00亿元，国际一流的规划设计，成就了郑东新区目前的形态风貌。到目前为止，已有119家各类金融机构进驻，使郑东新区成为了河南省，乃至于中部地区金融机构最密集、金融业态最丰富的区域之一，呈现出了金融业为主导，高端商贸业为支柱，总部经济、科技研发、会展业为配套的现代服务产业体系，物流业、会展业、旅游业多元发展，带动了郑州市城市形象的提升、产业转型的升级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使郑州步入了快速发展的十年。
从2002年到2011年，郑州生产总值从914亿元，增长到了近5000亿元。地方财政一般性收入由54亿元，增长到了502亿元，城镇化率由56%，提高到了64.8%。郑州市经济总量，占全省比重由14.8%提高到18%。郑州作为省会城市的龙头作用、中心作用、首位度都在增强，城市辐射力、影响力也显著提升。
郑东新区的总体战略：区域中心城市、区域城市群战略
郑东新区开启了城镇化建设开发的新路径。总体战略是通过以郑东新区为带动的郑州市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建设，进而实现在全省范围内的构建区域性城市群，带动省域经济总体性崛起。
郑东新区的规划建设，体现了当时河南省实施中心城市、中心城镇带动，构筑综合竞争力强的开放型的经济区的思想。郑东新区建设提出的重要背景之一是，把郑州建设成为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区域性中心城市，是推动河南省城镇化进程的关键措施。所以说，实施中心城市、中心城镇带动战略，是为了把郑州建设为全国区域性的中心城市，形成若干个省内区域型中心城市目标，构筑中原城市群经济隆起带，建设在全国有较大影响，在中西部综合竞争力较强的开放型经济区。这样一个中心城市带动的思想符合河南的城市发展规律，解决了以城带乡谁去带、统筹发展谁去统筹的问题，在中心城市辐射半径范围内解决“带”的问题和“统筹”的问题，这是很好的一个理念。
在此基础上的中原城市群战略是指，将省域范围内一个一个的区域性中心城市联合起来，构建一个城市群，从而带动整个区域的经济崛起，进而演变为今天的中原经济区。中原崛起战略是河南提出来的，是后来国家中部崛起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郑东新区“新旧城互动，产城融合、产城互动”的发展模式
Ø  新旧城互动，组团式发展模式
郑东新区从规划一开始就强调要借鉴国际上的组团式发展经验，坚持集约、节约、市场化运作、组团式发展的城市发展思想。郑东新区一改过去摊大饼的传统模式和单是以产业为主的开发建设模式，而是立足于城市发展的需要，依托于中心城区，以组团式开发建设模式，跳出旧城建新城，带动旧城有机更新改造，实现了旧城新城的互动发展、有序发展和共同发展。
郑东新区以市场化运作机制取代政府性移民，解决安置好群众的问题。通过郑东新区的建设，实现了城市资源由自发无序外溢向政府引导，在优化整合的基础上有序转移，从而确保了城市资源运用的公益化、更具成效化。
Ø  产城融合，产城互动发展模式
对于城市新区的产城融合问题，郑东新区的规划建设从一开始就是按照建设一个城市来进行规划的，体现了城市建设以人为本、城乡协调、扩大内需的动力源的思想。李克强同志在郑州调研针对郑东新区建设指出：“人是城市的核心，是城市建设和发展的终极服务对象。城市是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是扩大内需的重要动力源。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城市人口增加或面积扩张，而是要在产业支撑、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生活方式等方面，实现由‘乡’到‘城’的转变。”核心是既要解决城乡二元机构的问题，也要解决城市内部的新的二元结构的问题。
从郑东新区的规划开始，就确立了产城互动推进城镇化的思想，防止单独的造城。郑东新区强调城市建设要与产业发展协调一致，实行双轮驱动，既要高基调建设城市，也要大规模地发展产业，使两者相得益彰，相互促进。当然，郑东新区高品位的规划建设，为产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以高端的产业集聚，保证了东区的持续发展和持久发展动力，使郑东新区成为全省、全市最具人气、人均产值最高的区域之一。很好地体现了产城融合、产城互动的城市发展模式。
郑东新区发展要点：高标准规划，可持续执行
郑州在面对郑东新区的城市规划上，一直坚持了依法行政，维护法律的严肃性、权威性的思想。郑东新区在国际招标中采用了著名的城市规划和建筑师黑川纪章的方案，2002年规划最后经规划部门确定过以后，经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经省政府批准，并上报国务院备案，保证了这个规划的权威性和可持续性。
也正是因为这样，这十多年来，郑东新区一直坚持生态城市、共生城市、环形城市、新陈代谢城市的规划理念，一张蓝图绘到底，用国际水准的规划指导建设。
 
2、 “两不三新”三化协调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
河南的“两不三新”三化协调科学发展路子，是河南十余年的持续探索的结果。从2000年时任省长李克强提出加快城镇化、工业化、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战略思想开始，河南历届省委、省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始终立足于河南在全国大局中的责任担当和河南的现实基础条件，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以贯之谋发展，围绕“三化”协调发展持续探索，深入实践，逐渐走出了一条不同于沿海地区、具有河南特色的“三化”发展新路子。2011年河南将这条路子提炼、升华、深化为“以新型城镇化为引领的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的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新型农业现代化“三化”协调发展之路“。这条路子“特”在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不以牺牲生态和环境为代价，核心是以新型城镇化为引领。
新型城镇化定义
新型城镇化就是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县域城镇的承载承接作用和新型农村社区的战略基点作用，带动产业集聚和人口集聚，实现土地集约利用、农业规模经营、农民多元就业，从而加快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转变，引领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调整，实现“城镇化、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
新型城镇化的四大特征
特征一： “人口转移型”与“结构转换型”相结合
在有序引导农民向城镇转移的同时，依托县城、镇区和产业基地的辐射，以集中居住、就业充分、设施完善的新型农村社区为载体，推动农村结构包括城乡结构、就业结构、消费结构、文化结构、公民权益结构、居住环境结构、社会治理结构的全面转换，让农民能够就地就近实现城镇化转换。
特征二：以新型农村社区为基点，以中心城市为带动，城乡互动、一体发展
将新型农村社区作为城镇化的末端，在全域范围内建立中心城市、中小城市、小城镇和新型农村社区合理布局的城镇体系，带动形成合理的产业布局、合理的人口分布、合理的就业结构。
特征三：不以牺牲农业和环境为代价的、集聚集约及内涵式发展
通过空间布局的合理再构、土地资源的集约整合、生产要素和公共资源的优化配置，不仅可以保证农业和粮食生产，又为城镇化、工业化发展提供了土地，拓展了空间。
特征四：产城融合，产城互动
依托城区、镇区、新型农村社区布局产业集聚区和农民创业园，使其成为农民就近就业和自主创业的载体、沿海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载体、城市生产要素向农村流动的载体，促进城乡产业合理布局和群众就近产业化就业、社区化居住，最终实现人们居住环境城市化、公共服务城市化、就业结构城市化和消费方式城市化。
从以上特征看，新型城镇化的确是解决两个二元结构的有效路径。一方面，新型农村社区是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载体，可以让农民享受到城市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实现农民的就地转换，有效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另一方面，依托新型农村社区布局产业集聚区、农民创业产业园，引导产业梯次转移、集中集约布局，让农民享受到与城市一样的就业和居住环境，有利于吸引农民工回乡就业创业，减少城市农民工，有效解决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问题。
 
3、 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模式
河南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树立“一个主体、两个载体”的统筹发展理念、坚守六项原则，完成“四个合理体系”的功能任务、最终实现“四个城市化”的目标。
一个主体
就是促进中心城市现代化，使其成为统筹城乡、以城带乡的主体。
两个载体
一是将产业集聚区和农民创业园打造成为农民就近就业和自主创业的载体、沿海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载体、城市生产要素向农村流动的载体。二是把包括新型农村社区在内的各类新型社区打造成为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载体。
六项原则
Ø  一是确保耕地不减少、质量不降低、粮食不减产。
Ø  二是从根本上维护农民权益，不以农民放弃土地为身份转换和享受城市政策、城市公共服务的条件，让群众在新型城镇化推进中，当期得实惠、长期有保障。
Ø  三是坚持群众自愿，组织引导群众，不强迫群众。
Ø  四是坚持以政府为主导，以群众为主体，政府提供基础设施，引导农民在社区建房。
Ø  五是坚持“三化”协调发展，充分发挥新型城镇化的引领作用、新型工业化的主导作用、新型农业现代化的基础作用，统筹兼顾，融合互动，协调并进。
Ø  六是坚持着眼于推进“人”的城市，有序推进农村治理结构改革，以产权为核心，推进村委会改居委会、农民改居民；统筹推进城乡户籍制度、社保制度、住房制度、就业制度等配套改革，切实解决好城市内部二元结构问题，在产业支撑、人居环境、社会保障、收入分配、生活方式等方面实现由“乡”到“城”的转变。
四个合理体系
Ø  一是合理的城镇体系，形成“中心城区-县城和城市组团-产业集聚区和镇区-新型农村社区”四个层级的城镇体系。
Ø  二是合理的产业布局，依托城镇体系布局产业，中心城市重点发展高端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开发区和各个城市组团重点发展先进制造业，县域以下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型产业。
Ø  三是合理的人口分布，形成70-80%的人口居住在县城和中心城区，20-30%的人口居住在镇区和新型农村社区。
Ø  四是合理的就业结构，80%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从事二、三产业，即便从事农业，也要成为农业产业工人。
四个城市化目标
即最终实现农民居住环境城市化、公共服务城市化、就业结构城市化和消费方式城市化，促进农民就地就近的城镇化转换。

四、      利海战略思考
1、 城镇化趋势不可阻挡，利海的战略方向与社会发展方向高度一致，前景广阔。
2、 新型城镇化的理念及模式可融入到我司绿色城市运营价值体系之中；本文中“新型城镇化的四个合理体系”，可供我司项目在产业规划及区域发展规划时参考。
3、 城镇化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新型城镇化是良性发展的必然选择。我司倡导的“产业驱动型立体复合新城镇”是新型城镇化的利海模式，在理念及模式上具有领先性，项目运作发展中，须以此为理念、为目标，为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