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4日，云南省政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论坛及对口协商会在昆明举行，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围绕城镇化、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医疗、就业等多个方面建言献策，提出了很多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城镇化发展已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注重提升‘城镇化质量’也将成为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城镇化战略的重中之重。” 云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范建华说。
“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直接关系到统筹城乡发展和城乡社会的稳定、城市的发展后劲问题。” 楚雄州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教师、九三学社社员钟学龙说。
“下一步云南继续推进‘农转城’应在保持政策稳定性和连续性的基础上，调整和完善相关政策，实现与新一轮全国户籍制度改革政策相衔接。” 新华社云南分社社长徐玉长说。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据昆明市政协副主席陆玉珍介绍，截至2014年6月30日，全省累计转户529万人（其中：2012年转户286万人，2013年转户210万人，2014年转户33万人），全省城镇户籍人口达到1288万人，户籍城镇化率从2011年底的16.5%上升到目前的28%，提高了11.5个百分点；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2011年的36.8%上升到2013年的40.48%，提高了3.68个百分点。大幅度缩小了户籍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差距，助推了城镇化发展。
陆玉珍认为，全省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工作虽然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仍存不少困难和问题。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是简单地改革制度或者放开制度就可以解决的。”省政协委员宁升功说，“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需要提高就业创业能力、提升就业层次和就业质量、增加就业机会、产城有效融合的支撑、社会组织机构的创新等关键问题发挥协同作用，才有可能彻底解决问题。
“城镇化发展已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注重提升‘城镇化质量’也将成为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城镇化战略的重中之重，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之路’必将从城镇化战略的价值观、实现途径、具体策略等全方位多层次展开。” 云南省社科联主席范建华说。
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基础设施有待进一步完善
“目前，我省尚未建立政府、企业、个人共同参与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财政资金挂钩转移支付路径不明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公共服务成本由中央、省、市、县财政分担比例和机制未形成，‘钱从何处来’的问题还比较突出。” 陆玉珍说。
据陆玉珍介绍，相当部份地区还未建立农转城人口权益保障经费纳入年度财政预算的稳定保障机制，基层政府保障公共服务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不足。
宁升功表示，现在很多城市特别是中小城市已经放开了城市户籍，甚至出台了不少鼓励农民进城落户的政策，但是，许多已经具备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不愿意也没有选择城市户籍，主要原因就在于缺乏稳定的就业支撑和配套的公平的社会保障体系，农业转移人口缺乏长期在城镇生活的信心，他们宁愿选择目前这种农忙务农，闲时外出务工的“流而不迁”的形式。
省卫生计生委副主席金桂兰也认为，与国家近年出台的各项惠农政策相比，目前的农转城政策吸引力仍然显得不够，不能真正解决群众的后顾之忧，建议在医疗、养老、教育、就业、住房等方面出台更多的优惠政策，整合更多的资源，以吸引更多的群众。
提高农民工整体素质、加快农民工融入城市步伐
云南省楚雄州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教师、九三学社社员钟学龙则将目光放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上，钟学龙认为，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民工的一部分，与传统农民工面临着一些共同的问题，由于具有不同于传统农民工的新特征和新诉求，新生代面临的问题又有其特殊性。
钟学龙认为，“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目前在农民工外出打工的1.5亿人里面占到60%，大约1个亿。新生代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六成以上，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中日益发挥着主力军的作用。
钟学龙认为，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关系三农问题的最终顺利解决。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是更需要市民化也是更容易市民化的群体。他们更加渴望和追求享受城市的文明，意识和行为，他们已接近于城市人，同时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缺少上一代农民的勤劳朴实以及艰苦奋斗的精神，受个人、制度和市场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一直未能走出农民工队伍。
“随着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的规模越来越大，如果长期不能迈过市民化这道‘门槛’，累积到一定时期和规模时很有可能引发一些问题，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直接关系到统筹城乡发展和城乡社会的稳定、城市的发展后劲问题，城市不仅仅是城里人的城市，也应该是农民工的共同的美好家园。”钟学龙说。
云南省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王惠萍认为，近年来，在提高农民工整体素质、加快农民工融入城市步伐方面取得了富有成效的工作，但农民工整体素质偏低的状况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整体素质偏低仍是影响其融入城镇、转移为市民的最大障碍。
王惠萍认为，造成农民工整体素质偏低的原因有很多，例如农民工素质教育资源比较匮乏、农民工素质教育多头管理、农民工素质教育经费投入不足等。为了改变这一现状，要加大政策和资金支持力度，为农民工素质教育创造良好条件。进一步加大对培训机构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力度，以技能促就业。督促企业按照规定足额提取职工教育培训经费，强制企业对农民工进行岗前培训和技能培训。同时，要强化综合素质培训，为农民工融入城市夯实基础。
“内外并重”“软硬兼顾”推进城镇化发展
在云南省政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论坛及对口协商会上，委员们不仅提出了在基层开展重点调研时发现的问题，同时也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为推进城镇化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建言献策。
新华社云南分社分社长徐玉长认为，要提高城镇化水平，首先要大力发展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事业，使更多的农村青年接受更好的教育并进入城市；其次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创新农业经营方式，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将更多的农业人口从第一产业中转移出来；再次，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切实开展职业技能培训，通过产业发展吸纳更多的农业转移人口到城市就业。
范建华则认为，要进一步推进城镇化，产业支撑、素质提升、环境优化缺一不可。
“以云南大理新华村为例，从新华村不离本土的城镇化过程可以看到，政府通过政策宣传、财政支持和制度创新对城镇化起到外推力，当地经济的发展特点和发展水平对城镇化产生内促力和拉动力；自然环境和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完成城镇化的‘硬指标’，而社会文化环境与人口素质对城镇化发挥着‘软实力’的作用。”范建华说“内外并重，‘软硬’兼顾，新华人在特色产业的支撑下，生产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从根本上实现现代化。”
而金桂兰则认为保障房的建设也是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关键。
“把解决农业转移人口的住房问题逐步纳入城镇棚户区改造和保障性住房建设计划，建立并落实农业转移人口住房公积金制度和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住房制度。”金桂兰说。
徐玉长表示，今年7月，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对户籍制度改革作出了全面部署。要求各地统筹考虑，因地制宜，抓紧出台本地区具体可操作的户籍制度改革措施。下一步云南继续推进“农转城”，应在保持政策稳定性和连续性的基础上，调整和完善相关政策，实现与新一轮全国户籍制度改革政策相衔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