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宏观差异导致中国问题需要区别观察、区别对待

首先，在讨论中国农村土地问题前，我认为大家要先掌握中国过去这三十年的发展里，产生的三大差异。第一是区域化差异。过去几千年来中国的区域差异，主要指的是南北差异，大家知道中国有一条分界线，把中国分成北方中国和南方中国，那就是长江。改革开放30年发生了重要变化，区域化差异更多地变成了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差异。

第二是贫富差异，也就是贫富分化、阶层差异。这个分化主要发生在市场和资本领域，没有发生在土地上，当然这个土地指的是农地，不包括农地转为非农的使用。

第三个差异是地方的财政差异。八九十年代，中央对地方采取放权让利，地方财政自支出根据自身的财政收入决定，也就是所谓的财政大包干制度，优点是各个地方政府，你自己去赚钱，钱赚多了，财政支出就多，没能力赚钱的，就从农民那里赚钱，所以把农民搜刮地非常苦，就是我写的《黄河边的中国》。

所以，中国的差异太大了。我愈来愈不敢讲中国如何、农民工如何，因为内部的差异非常大，很难用一个概括性的语言下一个判断。

土地制度的第一个问题是土地的所有权是不是应该私有化的问题。要讨论这个问题，必须要从1982年到1983年，废除公社体制，建立以村为主体的村集体所有制度说起。公社时期指的是1958年—1982年。1958年—1962年叫大公社时期。1962年，《农业纲要》六十条确定了小公社。一直维系到1982年，长达20年。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这所有制是怎么规定的呢？当时规定的是队为基础、三级所有。所谓“队”指什么呢？指的是生产队。那么生产队又是什么呢？中国这个生产队的基础主要指的是自然村，南方60%—70%的自然村规模在20户—60户之间，当然有的河湖村，五六百户人家也有，在山岭上，两三户的也有。北方比例略小一点。确定了以生产队为基础，实际上就是确定以自然村为基础，大的自然村分成若干个生产队。更小的自然村，这里三家、那里五家，有可能合并成为一个生产队。大家知道，自然村是自然形成的，基本上是以血缘关系及其繁衍形成的，所以一般情况，一个自然村通常是一个姓，一个自然村其实是一个扩大的家族。我们一直认为历史上是翻天覆地的革命，但这个传统维持下来了。大公社时期违背了这个传统，生产组织和核算单位远远超出自然村，农民的利益超出自然村的都模糊了，全县调配劳动、全县组织生产、全县搞分配，搞成大锅饭，大家就都没有积极性了。

城市和基础设施的扩展，公路、铁路、机场等扩展需要土地，这是毫无疑问的。解放后，因为地权的模糊性，全国土地实际上都是国有的。邓小平很聪明，1986年就考虑如何把农地低成本地转化为城市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用地，来保证中国的城市化与工业化，可以低成本、高速度地推进。1987年制定了《土地管理法》，1988年第一次修正颁布，1998年第二次修正颁布，第三次修正至今仍未颁布。这个《土地管理法》主要动因就是如何把农民的土地拿来，为城市工业、基础设施所用，同时，保证失地农民至少要维系原来的生活条件不下降，所以规定了三项补偿：1）青苗补偿；2）劳动力安置补偿；3）土地出让金补偿。直接补给农民的是青苗补偿，这个金额通常比较小，大的两项劳动力安置和土地出让金是补给乡和村里的，鼓励他们搞乡镇企业，把剩余的劳动力转化出来。补偿标准是：这块农用土地的前三年纯产出加起来除以3，得出的平均值，在此基础上最高不超过20倍。法规里规定了补偿的上限，而不是规定补偿的下限，什么意思？因为规定补偿的上限，在实际执行中可以低于该上限标准操作，一般是10倍—15倍左右，到1998年是最高不超过30倍。这个立法的用意很明确，就是补偿得低一点，确保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可以高速度、低成本地推动，它的贡献是不容否定的。

城市化大规模推动后，农村剩余劳动力因此大规模地转移到工商业，国际资本也大规模地向中国转移，核心就是土地。地方政府把农民的土地廉价地拿过来以后，招商引资，工业资本的集聚随后带来了地方GDP和财政的增长。在工业化的初始阶段，地方政府只有土地，没有资本，所以要招商引资，前些年中国各级政府都在招商引资，竞相压低土地租金，乃至于零地价，资本才愿意来。

所谓的城镇化，就是连接城市与城市、城市与港口。哪个国家搞基础建设像中国这样搞，我地图上画个圈，三年五年机场就出现，我这个地方画条线，公路铁路齐出现，这是利用了农民对地权的高度模糊完成的。加上九十年代以前，土地负载着很重的农民负担，出来打工的人把土地抛掉了还不行，政府还到打工的地方让农民交税，土地没有了，税不用交了，对农民来讲是一种解放。2004年以后，取消一切农民负担了，土地无负载了，种粮还有直补，农民就开始对土地珍重起来了。

这里面包含两个大问题。第一是城镇化是不是人都要进城呢？是不是可以住在村子，不必搬进城里面？只要是就业方式城镇化了、收入方式城镇化了、消费方式城镇化了，农民也就城镇化了。这是第一个观点。前年我到湖南的冷水江市去，那个市有3万人口，当地有矿业、有制造业，本地农民都在附近的矿业里、厂里做，根本不想把家搬到县城去，乡村即城市，这就是城乡一体化。

第二，没有工业化就没有城市化，我们把城市化看成是工业化的一个函数，没有工业化，盖了很多房子，把农民引到房子里面去，这叫伪城市化，是要出问题的。而且，不是所有的城镇都有工业化条件的，那些没有工业化条件的镇，是不适合人的城市化的，没有职业，人不可能进镇，进镇也没有用。把农民赶到六层的房子里面去，脱离了他原来的农业方式，这也是有问题的，他没有钱，没有稳定的就业，你把老头、老太太装进去了，年轻人出来打工。换句话说，城镇化必须跟就业结合在一起看问题。

另外亟待解决的是，农民工在某地打工缴纳的社保，尤其企业给他缴纳的那一块，应该随着他的常住地流动跟着他流动。现在地方政府没有做，因为企业给农民工缴纳的社保，已经纳入到城市养老体系里去了。如果你允许它带走的话，就形同于要在我的财政里切一块补进去，所以地方政府不愿意。